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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文本释读入手，结合古代天文地理，以及现代考古和训诂，探讨了诗经中邶风，鄘风和卫风中的殷商特点，推测邶风之柏舟，日月，雄雉，谷风和简兮是殷商遗族之作，绿衣，燕燕，终风，谷风，考槃隐隐有殷人之风。正风和邶鄘卫风的写作特点的初步对比，也揭示了其商周之差别。
Abstract: Through the contextual analysis on Bei,Yong and Wei Wind of Shijing(Book of Songs), the factors of Shang, the former dynasty are revealed. By comparing to Decent Wind, which is Zhou and Shao Wind, the distinct differences on writing are analysed by its word counts, topics and rhetoric.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墉，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乎其周之旧也，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枫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以上左传的文字，应该和史实相去不远。国风之数和今天诗经相同，排次略有不同。历史面目极其模糊的邶风，鄘风依旧紧跟正风而列，“地主”卫风随之。“渊乎，忧而不困者也”， 何为“渊”， 何为“忧”， 吴公子偷偷在后文给出了答案“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邶鄘卫风（以下以殷风代称）其“渊”其“忧”，盖商汤之遗民也。吴公子季札文思深长，委婉道出了类同唐风的殷商王幾遗民之忧苦，同时顾及了当朝姬周的面子，没有直接点破。细细品味邶鄘卫风, 殷人气质以邶风为最.

初，读简兮之词“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全诗以”彼“字而割。一字前后似隔阴阳，有如水火。千百年来，关于”彼西方美人“的意象仍未有定论，皆因此乾坤之转无法解读。

邶风诸诗中此类争议颇多。日月一诗尤为明显， 全诗以日月之行为比兴，抒发对父母和先辈的追思，叹曰“日居月诸”，“胡能有定？” – 太阳停歇（虞渊）月亮出升，您二位能停下来么？先秦时代，日月星辰之意非同寻常，乃天命也。观日月之行，得天命而王统，行天时以成，是帝王的统治和思维根基。大雅 灵台记述了文王灵台经始而观天这一史实，灵台“成之”则“王在灵囿”。观天命，司历纪自古帝王独专，西伯僭越建灵台观天，则意味其直受天命，不再屈居殷商而王天下了。春秋经里王统表现之一为“春，王正月”：周王替天授时，诸侯受之于天，是天命最直接最普遍的一种形势。战国屈子于穷途末路时叹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就是日月一诗的直接传承，其意义一样是问天之日月何其”代序”。汉魏曹操之观沧海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孟德“歌言志”，此志不言而喻：亲观天命，身载王道，行事以时。由此回顾日月一诗，诗人亲观天命，抚今追昔，为现实痛哭流涕，这跟周初其人之定鼎勃发有着根本的矛盾。

雄雉一诗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之句，会不会也是王族之思？对照下阕“百尔君子，不知德行”，此诗人当王族也，非王姓不可能握有过百君子（百姓也，大小宗伯，包括臣服殷商的异姓诸侯）之大邦。武庚三监的年代，殷商故幾的人口当无大的变化，武庚看到分崩离析的故国“百姓”，秉笔书愤，于情于理并无不妥。武庚之后，周人以武力莅临，灭“反叛”，迁“顽民”于成周。此时，拟邶伯之情，“百姓”零落而不堪其名且周人殷人相混，其一“百尔君子”之名不堪，其二拥附周人的大小宗伯必有相当数量，不能一概否定。总之此句难以周人君子的身份诠释。全诗以“雄雉于飞”起手，华丽而奋发高远；终于君子不知德行，“何用不臧”，即用何不臧：到底做了什么让我等命运多舛， 也可解为到底要做什么才能免除我们的悲惨命运。首尾对比之强烈，命运之多舛，和周人统御征伐天下的心态难以拟合。

殷人自称“天命玄鸟”，一般解为黑色的鸟，也有认为黑红二色。雄雉，今日在殷商故地，黄河两岸仍很常见，俗称野鸡，其华服长尾，“展如君子”。“展”在先秦最常用的意义为“展服”，是周王，公爵的顶级礼服，鄘风 君子偕老有“瑳兮瑳兮、其之展也。”。 小雅 车攻有“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展”为展服，“大成”双关“大乘”， 即大路戎车，君王战车。对比妇好墓出土的玉鸟，长尾两叉，脑后立羽，于雄雉庶几乎。雄雉头颈黑红毛色，也暗合玄鸟的传说。战国墓的玉玄鸟可以说就是比照雄雉制作的，脑后立羽和双羽尾分毫不差。退一步说，即使雄雉并不是殷人的玄鸟，“雄雉于飞”，其华丽外形和气质注定勾起殷人的玄鸟联想和类比。

“雄雉于飞”，带入殷商的玄鸟意象，以雄雉之景追忆昔日之王道和辉煌，“自诒伊阻” 乃“自逸伊祖”之通假，跟晚唐李商隐的名句“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意境类同。开篇点明诗人愤懑中独自一人拜谒殷祖，也可能是伊尹之祖。若此解无误，“伊祖”尚存，这首诗当作于武庚年代。第四阕乃诗人告祖：这片大地尚存我殷商君子（大小宗）上百，他们无有德行，不勇猛（大勇不忮，不忮=不勇猛），不求告于上天祖宗，如此以往，如何（做什么事情）才能免除我殷人的不祥呢？此诗谁人之作？殷人无疑也！

日月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
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
胡能有定？宁不我顾。

日居月诸，下土是冒。
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宁不我报。

日居月诸，出自东方。
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胡能有定？报我不述。

以殷人视角再来审视日月，全诗意境畅达淋漓。无论此诗以殷祖与考妣互比，还是因追悼考妣而延及殷祖，可以看出诗人如非殷商后世王孙，就是殷商子姓的公子公孙。月光“照临下土”，“下土是冒”， “是冒”乃殷祖墓葬也。“之人”乃出人，离人也，此处当解为故人。“之人”如日月旋回，远走于故地，不再与我互相关爱，其德其音无常，父啊母啊，你们不再蓄养子孙了。“报我不述”，儿孙们欲回报祖德，却再也不能述命于父母祖宗了。先秦时代王事在祀在戎，祀的核心就是享天配祖，祈求福禄（此乃诗中蓄养之真意，父母生前生后，于子女都有蓄养）命事册爵，也即告祖述命。诗人无可报，无可求，无可述。如此当是武庚之后，殷祀迁宋，殷地徒留“下土”墓陵之时。三阕有“出自东方”，有如今日以东方指代中国。在殷商姬周时代，殷商乃东方之人，而姬周则“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四阕“东方自出”，再次强调了诗人的东方身份。“自出”之变化，不仅仅是诗道，更为诗人之无奈，痛彻心扉之后的淡然无奈，“我本楚狂人，中天摧兮力不济”。遑论此诗之王子王孙曾经握有天下，其痛也愈深：日啊月啊，父啊母啊，您能于我停一停么？月下仰望，自此成为中国诗词最重要的意象之一，此诗也成为望月怀人诗之祖。

此句式被周人用于周颂 敬之的名句“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就：成，终也，将：承也，持也。敬之也许就是一个投靠姬周的殷商遗老写的呢，借商词写周语。左传有文王时殷人辛甲之“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史墙盘铭文也揭示了商王后裔宋公微子启家族的一支成为西周的史官。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文母十人中唯一的女性文母乃文王之母太任，“挚仲氏任，自彼殷商”，以中华胎教第一人著称。乱臣十人实为开国治臣十人。太任既教且治，可以想见其家传和文化素养远远高于姬周之人，以教化文王之功辅立姬周。“卫地自古多君子”，此君子即现代君子之含义：德才兼备，这也是孔子流连卫地十载的原因之一。东周末，姬周创建八百年后，秦赢四海归一，其智囊商鞅和李斯都是卫人。可以推测西周时期，商汤王幾风俗显著于岐周不同，文明远甚于之，此风化持续了整个东周西周。邶鄘卫风还展示了卫地女子独当一面，文武双修的特点。古有妇好之骁勇，其时有许穆夫人载驰之刚烈决绝，有泉水，竹竿之柔肠百转，有氓之无奈，有伯兮之痴情，芄兰之狎昵。无论这些女子是商汤子姓还是姬姓，其生长沐浴于商汤故地，她的性格和文化修养就染上了浓烈的本地风格。这些风格于正风里是完全不存在的。

下表为关西岐周正风，关东殷风（邶鄘卫），和东周中国之王风和郑风的篇目和字数统计（字数不含诗题标点）

	字数(不含诗题)	篇数	每篇平均字数	关西正风/关东殷风/中国王风/郑国郑风的平均字数
周南	631	11	57.36
召南	703	14	50.21	53.36
邶风	1464	19	77.05
鄘风	727	10	72.70	77.18
卫风	819	10	81.90
王风	647	10	64.70	64.7
郑风	1170	21	55.71	55.71

本表以每诗平均字数的“硬指标”来衡量各国国风的水平，篇数多，字数多，则说明其最为“郁郁乎文哉”。春秋大国郑国乃新迁自关西的姬周大族，居于殷商故地，以21篇郑风雄居国风篇目榜首，盖有周营国十二世（幽王）后的作品，兼领卫地文风，是周人姬姓国的最高水平。

郑风平均字数55字，多于二南正风两字，可以说打了个平手，从西周到春秋十几世的时间并无带来质量的提升，大概仅普及了教育，带来了诗作数量的提升。这也说明了西周文化已经定型，郑国即使迁入卫地，仍旧以我以周为纲，以“周骨”再铸殷地之风情，即朱熹所谓的“郑风淫”。王风平均字数多于郑风9字，也就是一联，说明了东迁之后，周室王幾的文化素养还是高于诸侯，这和周语从思想性和文学性高于其他国语是一致的。

周南召南，西周京畿；邶鄘卫，故殷商京畿也。此二地当是西周时期最繁华最重要的地区，这从周朝军队的部署也可以得到印证。宗周有西六师，卫地有殷八师。以周代的籍田田猎制度，殷地能有八师，证明其人口和经济远在宗周之上，小邦周和大邑商的状况并没有扭转。从诗经来看，宗周京畿大国（郭）有二，殷商故幾大国（郭）有三，且文风鼎盛。从国风篇目来讲，正风25篇，邶鄘卫39篇，同样压倒正风。考虑到邶鄘卫风延续到了春秋时代，而正风当妥妥地止于幽王时代，这个对比也许不太公平，也不能说明问题。殷风平均字数多近乎24字，也就是一阕，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殷商故地“郁郁乎文哉”。周师6：8和，正风25篇：殷风39篇及平均字数53：77之比值也相去不远，大略印证了人口经济文化的相关性。

从文学手法来看，正风近似民谣，质而直，而殷风已经颇有诗意和技巧了，繁而曲。从内容主题上来看，正风主要以实景和君子为主题，以场景描写为主；殷风则更为丰富，不仅涵盖正风的主题，还有日月，终（凯，北，谷）风，北门，旄丘，简兮（舞乐），泉水（别离），绿衣（咏物怀人），君子偕老（葬礼）。。。以抒情为主，出现了完整的叙事，绝少涉及正风里比比皆是的诗经“典型”植物，比如葛（殷风仅匏有苦叶，芄兰，木瓜三首涉及植物，均无出现于正风）。

有关写作技巧和内容的对比是个大题目，本人才疏学浅，本文仅作简单讨论。有文学根基和古文根基的自可研判。吴公子之判“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显而易见， 其意指殷风之婉转幽深，已经脱离“民谣”跃入诗词的兆域，开创了咏物怀人，望月怀人，别离，舞蹈描写，人物描写，语义双关（褎如充耳）等文学类型和手法的先河。正风以气象为盛，殷风则以风情见长。纵观中国文学，诗经之后，歌赋，诗词，戏曲，小说，从某文体之发端到盛世之时，文风硕盈直质，至该文体之末世遗世则骨秀情长，以至诉诸上帝鬼神。这个文学规律在诗经之后的文学创作中重复至今。

从殷风的文本来看，只有定之方中和载驰有史实所系，其他诗作包括硕人所系史实尚不能完全作定论。载驰作于于卫懿公薨，戴公立之际；定之方中于戴公之弟文公营建新都楚丘之时。如果国风排序大体以创作时间为序，可以断定鄘风是延续到最后的殷风。卫懿公之难，卫邑，鄘邑毁于兵火，人民流于漕定于楚丘，许穆夫人的哥哥戴公以旁支嗣位，不久后戴公之弟文公定之方中作楚丘新卫邑。这首新卫邑的诗歌，被归于鄘风，应该是鄘伯代卫的体现。卫风当终于此时，鄘风因鄘伯代卫而延续。邶风终于何时没有任何史实为证。大体上要早于卫风之终结，很可能早于春秋经起始之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盖文风鼎盛，人才济济，武力强盛而击鼓的邶邑在春秋左传和国语里没有一字相关。”土国城漕”之漕邑于载驰之漕邑当为一邑，如果不是击鼓一诗，根本无从知晓漕邑营自邶国（郭）。从地理上来看，北狄东南侵，必然毁邶邑在先，侵卫邑在后。很可惜，也许我们再也不会知道邶邑是何时因何而湮灭了。可以肯定，被朱熹确认为庄姜诗作的邶风 燕燕，100%不是庄姜之作。邶鄘卫三邑均为卫地，都卫邑，卫邑也是卫公及庄姜的居所。庄姜之诗当归于卫风，颂庄姜之诗（硕人）也当在卫风。毛诗系邶风 二子乘舟于宣公杀伋，寿二公子之故，而春秋左传有“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朱熹有“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车载以旌，待之于隘，其何舟之有，全诗何死之有？

历代所附会的诗经故事，大多牵强。复举一例：邶风 泉水， 鄘风 载驰 ，卫风 竹竿都被归于许穆夫人的诗作。载驰毋庸置疑，至少也是托许穆夫人而作，跟史实，地理互有印证。许穆夫人父卫昭伯也，卫国旁宗。从载驰和定之方中被归于鄘风来看， 昭伯采邑当为鄘邑，其子戴公，文公乃鄘伯代卫也。无论出嫁前后，许穆夫人的诗作不可能归于邶风；而鄘伯代卫，卫地卫人之自此诗具入鄘风，如定之方中。对比泉水和竹竿，泉水的诗眼在泉水，其水入淇，淇水并非诗人所思，大概率诗人生活于泉水之滨而非淇水，邶风里涉及淇水也仅此一例。反观竹竿和所有卫风里提到淇水的诗句，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淇水就是诗人的家。“瞻彼淇奥”，淇水之于卫邑，犹如天安门之于北京，黄河于中国。同样，鄘风里唯一提及淇水的桑中之“送我乎淇之上矣”明确无误的告诉我们淇水不在诗人的城邑。邶鄘卫的地理特征非常鲜明，有淇无淇必有其一，即许穆夫人不可能有三个故乡。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邶风可追溯至武庚时期，在殷风里最先断绝，大概率断绝于春秋经起始，鲁隐公之前。鄘风最为持久，大概率最后的鄘风作于作楚丘新邑后的卫文公时期。卫风则随着卫懿公之难，卫邑之毁而不再有新作加入。

殷风气质之意有二，殷人之情和殷人之法。

雄雉，日月和简兮（简兮一诗分析详见拙作“邶风 简兮”和“唐风 采苓”新探）毫无疑问抒发了殷人遗民之情。以殷人之情重新审视殷风，有以下诗作可再斟酌：

邶风 柏舟：柏伯一音之转，暗含邶伯咏叹或者咏叹邶伯之意，暗喻邶伯和邶人同舟动荡。作为邶风起始，极可能作于武庚时代，其时邶伯武庚也。那么感叹改朝换代之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就不奇怪了，充满全篇的不安，幽愤都可以得到解释了。群小兄弟，即雄雉之“百尔君子”，王族血统则“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我乃“天命玄鸟”， 可惜此时“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绿衣和燕燕：二诗虽无明显殷人遗民的词句，其凄楚伤情，会不会就是殷人因失国而得到放大增强？“绿衣黄裳”是解读绿衣一诗的关键，期待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能昭示其真正的含义。燕燕之“仲氏任只”点明了送女之人乃殷人仲氏也。“任只”当解为“任挚”或“任祝”。書·西伯戡黎曰：“大命不摯”，即天命不可祝求。先秦之人最重享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最要命的”命“是求祝不来的，过去被错误的解读为”言受大命者，何不至也”。挚字最初是享祀的意思，后来慢慢转为礼（大礼就是享祀的意思），礼品的意思。有一副汉代石刻就是孔子挚（执雁）而聘的图画，暗喻周礼。“仲氏任只”应当解读为封在”仲“的仲氏，任姓。“只”字当是任姓的家传职位：巫祝。 文王之母大任来自挚仲氏任，很可能就是仲氏任只（挚）一族。文王一代突然文化昌明，竟然能发展出其时最先进的科技而演“周易”，一定有传承的。对比”示“和”只“的篆文，不难看出，”示“为上帝/上天垂象示命，”只“字为人口示命，此口何人？巫祝，巫卜，挚也。

邶风 终风面目不清，情感难以辨析，也隐隐有殷人怨命之感。比如这一句“不日有曀”，太阳没啦天黑了。不过这些只能算是猜测了。

邶风 谷风的嫌疑程度远远大于终风，“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明确指出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是泾渭周人，另一方当然就是邶人，或者周人的对立面殷人。“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这句尤其特别，以渡河为喻，表现了诗人“如履薄冰”的行事方式，无论存亡，皆竭尽全力。句尾“凡民有丧”清晰的表明了诗人乃一族的宗伯。对比小雅 小闵以“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劝诫王事，不亦庶几乎？以方伯之位，作帝王之忧，与姬周对立，殷人王族乎？

鄘风，卫风虽有幽怨之词，但字面缺乏王者公族之气，难以归类到殷商遗族的诗。唯鄘风 柏舟有一丝嫌疑。“髧彼两髦，实维我仪/特”，毛诗强解”特”为”忒”，而在先秦”特”是个醒目的字眼，祭祀用的大公牛也。此诗事关祭祀当无异议。”矢靡它”之”它”通常释作今日之意:别的，别人，而先秦此“它”就是蛇形逶迤，或引申为“非”。春秋左传和逸周书均无”它”字。诗经仅有两处，另一处是“它山之石”，也许应该解释为“非山之石了。“矢靡它”应解释为此箭宁折不弯，矢，誓二字双关，暗含誓不弯折之意。二闋“矢靡慝”可解释为此箭还不消失，双关之意为我誓不隐匿。夫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诗人言志即使”道不行“，吾其“矢靡慝”也：不惧恶运，宁死不桴浮于海。同样”之死“也可解读为之，至同音双关，“之死矢靡它”即到死也不弯折；“之死矢靡慝”即至死也不躲藏。此诗乃祭祀之昂昂誓词也，似众人盟誓。以两头髦牛，即两特为牺牲，最高级的祭礼也。尚书召诰有“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庙享天盟誓，大礼也。此诗释读尚有不尽之处，更难以判断是殷人之诗还是周人之诗，需要更多的文献和考古来探究原委。

殷风气质之二，殷人之法，即殷风的写作特点。这个话题非常丰富幽深，本文斗胆抛砖。平均字数的“硬指标”揭示了殷风的成熟度和复杂性。其段落结构也不同于正风。

周召正风基本都是三阕一首的诗歌，除了周南之关雎，卷耳多于三阕，召南之小星和驺虞为两阕。详审关雎，卷耳，“参差荇菜”或“陟彼xx”各具三阕。关雎，卷耳乃合乐，孔子云之“关雎之乱”也，具体怎么和“合”怎么“乱”今人无从得知。如果是二重唱的形式，主声部以“参差荇菜”和“陟彼XX”起始的话，此二首诗歌仍旧是三阕。

邶风的段落特点同样鲜明，四阕为主流形式，更有柏舟，击鼓之五阕，谷风之六阕。第十五首北门起，又退化至三阕。殷人气质之诗全都位列北门之前。可以看出自北门起，邶地殷人/周人已失去其殷人特色。北门“王事适我”明确了此诗只可能是周人所作- 无论武庚时代还是后武庚时代，周王之命只可能赋予周人而非武庚或其他“自求多福”的殷人。十九首邶风，自北门后有四首三阕诗歌，其前后各有一首两阕诗歌。

可以确定的是邶风自泉水一诗起，周人之歌始兴。“有怀于卫”，殷人不会称其故土为”卫”的，就如”殷人”也是周人加诸商汤子姓的。“出宿于泲，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泲”若非误传，即通假于“沫”。这段文字本来明白无误，“出”字表明了女子离开邶地之故乡，与姬姓诸姑诸姊享告于祖庙。卫地有祖庙者今日已不可知，大体上邶鄘卫地都可能有祖庙。从“泲”判断，最可能还是牧野卫邑。因一字之故，毛诗强解全诗，谬矣。受王命公命而出，出必告于祖（命），还述于祖（命）。诸侯之间婚嫁之告祖，牧野卫邑当是最可能的地点。左传 桓公二年有“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策勋饮至乃得胜后的述祖之礼。大雅 烝民有“仲山甫出祖”，此“祖”非祭路神，乃告祖而出。战国策有“至易水上，既祖，取道。”，也是行前告祖（命）的意思。后世大多解为“祭路神”，大谬！次句“出宿于干，饮饯于言”。其时北向，东北向各有黄河九流，“干”极可能是特指河之干，即下图宿胥口上游的河段。伐檀之“置之河之干兮”也应该重新斟酌一下了。“言”则为河边某地名或者河边之高地，如大雅 皇矣之 “崇墉言言”。自有史以来周定王时第一次宿胥口黄河大改道来看，“言”字极可能指加高的黄河大堤。从地理上来看，“之子”从邶地南下牧野，再南下河干作最后的饯别，此后就如昭君出塞而去国淮夷南蛮，先告于祖宗亲人，再告于故土，永世不得归宁。此诗之“取景”已成绝唱，为后世之送别诗不断致敬而绝无超越：渭城灞柳，李白乘舟，故人西辞，城阙三秦，轮台东门，都门帐饮，无不饮于山水之际。复观泉水：席高岸黄河入海，出卫女更尽杯酒！邶地周人之女子不弱唐人乎？

鄘风除载驰长诗，其余七首三阕，两首两阕，于正风庶几乎。卫风则四首三阕，三首四阕之诗歌，另有芄兰，河广两阕，氓之叙事长诗六阕。

回顾邶鄘卫风之平均字数和各风之段落特点，不难得出结论邶风，卫风的殷人气质浓烈。邶风以殷商之悲情凸现，卫风以其写作技巧和82字的最高平均字数鼎立，淇澳，硕人两篇至今仍是人物描写的范例和词源，也表明了卫邑集中了邶鄘卫三地的顶级人才。卫风周，殷特点交织，谅精神气质为周人牢牢把控，而广泛存留于卿士小宗的殷商遗族则奠定了卫风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