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昭公七年：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上文记录了孔子七世祖正考父之鼎铭，实孔家家训也。 宋宣公元年乃公元前七四七年，正考父得宋宣公之三命当在此年立位之时。盖正考父乃宋戴公叔伯辈之宋室长房，其曾祖弗父何曾禅让宋君之位予其弟宋厉公，即戴公之高祖，正考父的年龄当长于戴公，至少不遑多让。戴，武二君在位五十二年，到宣公即位之时正考父很可能已年逾古稀，其作鼎铭的时间当在宋宣公三命之后，老去之前，估且作公元前七四零年，即三命后七年。鲁昭公七年乃公元前五三五年，鲁人孟孙氏孟僖子再提起孔家鼎铭，距正考父作鼎成铭之时已过了两百多年。家训传扬各国，逾两百年仍被他国卿士大夫津津乐道，可见正考父其人其言不仅一代风流，实万古流芳也。七世孙孔子得专礼乐，与正考父之功名家传不可分也，且鲁语下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乃言正考父复修商颂宋乐，此乃孔子修诗书之滥觞乎？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乃言正考父得“共”命乃“兹益”而得，“兹益”乃言三命相孳生而有嘉，最终成为共国之命也。共字金文即左右手共持坎穴之象，乃共有太祖，典册和社稷之意也，共字或有左右手环持两个十字，十乃功成，此象乃言左右（臣仆）同功共成也，亦或左右两父并立，皆共持国器之象。兹言孳乳有承，些许暗示了正考父乃宋国本枝嫡子的法统，虽然禅让其位，但是等位至尊，血脉纯正，于宋君共有社稷。正考父之名之字今不确，很可能正为其名，考乃其字，正即嫡，考即祖，其名昭彰也乎！ “一命而僂”乃言正考父与戴公双刻国器，与国君平起平坐之情。盖正考父之父禅让君位，正考父本宋国本枝嫡子也，因而自凭血统而与宋戴公同持国器。解读一命关键在偻/僂字，其本字娄/婁也。周南广汉三章有“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也有蒌/蔞字，其辞乃立新君而盟誓之情。蒌即娄也，说文解字注“麗廔之多孔也。而轉其音爲力住切。俗乃加尸旁爲屢字。古有婁無屢也”乃言娄，屡二字古时皆为娄也，娄字金文之象如右图，乃左右手刻画曲折相同之两折线于白字之中，下部乃止履之象，白者，伯也，乃国器或人君之象，白字详解见附注，左右手即君之左右，左右卿士刻相类之二折线于君器，其象文（纹）同，盟誓之象也，两刻线兼有重复之意，总其象乃左右两方成文且同也，下部止形乃强调履盟之意。娄字金文最显著的特点即此两折线，所取之意主要得自此象，娄字因而有以下诸象：镂刻，盟同，纹同，重复等等，小雅巧言“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之屡即娄，乃言君子重复用盟，贰也，背旧而盟新必大乱也，侯马盟书即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屡盟乱世之情，大雅緜“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之削屡乃夯筑土墙一景：土墙初筑，削平突兀乃削，刻镂孔洞花纹乃屡也，系辞下“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乃言大道有二迁，即后言之“變動不居”也，唐风山有枢“子有衣裳、弗曳弗婁”曳娄分别指衣服之大带和黼黻，衣带垂曳而黼黻复纹也，周颂桓“綏萬邦、婁豐年”乃安邦复年之谓也，所以“一命而僂”乃形象地描述戴公初立，与正考父盟誓有文而共持社稷之情。“再命而傴”乃正考父与宋武公之盟，傴即區，其象有品而相连有承也，品乃三坎穴上下排列之象，乃父子两世之象，被匚形上下相连，以象其血脉有承也，兼有上下等序之指，再傴乃言正考父位尊且其职延承，兼有其子得封土暗象，父子大宗小宗如品，皆有坎穴冢宰也。“三命而俯”似二命之意，实更深一层，俯者府也，指正考父与宣公之命藏于盟府，此即春秋左传僖公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之情，藏於盟府有如清代铁帽子王，正考父一族自此保有罔替之禄位，之后其子孔父嘉受大司马，上卿之职。孔父嘉因内乱被杀，肇启了数世后其族亡命他国的命运，遂成孔氏之族。所谓罔替盟府之命，皆不如天算也，西周晚期春秋初期之变，也是以罔替二虢之亡为肇始的。 正考父之鼎乃彝器也，当列于宗庙，昭鼎铭以训诫子孙。襄公十九年“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昭公十五年“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皆表明了彝器之用，参照正考父鼎铭，且此铭流传至今，皆说明其为彝器，列于宗庙而为人所广知也。周语下“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于民”也清晰地表明了宗庙，彝器和宗族的关系，可以说彝器就是家族血脉的象征，其铭乃此族之族训，其辞述先祖之功业，缀以子孙之训诫。理解了彝器之义，就应该明白三命之辞绝非自谦，乃正考父肇启罔替之功业之旌表，所以正考父有行于墙根而无人敢欺辱：其潜台词乃正考父行为低调，车服从简，貌似鄙下之人，但其禄位，人格和功业如日月临空，君臣国人皆拥戴敬仰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更何谈“敢侮”，无论正考父服布衣还是御大路，走动都鄙时，永远是万众瞩目之人。此段铭文形象的勾勒出正考父中庸有文厚德之象，有类大雅烝民“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之情，论语“寝不尸，居不客”之辞实为孔子版的孔氏家训，其意当来自正考父鼎铭，乃正考父鼎铭之异辞，论语“寝不尸，居不客”含义新说一文乃其辞之解。 理解了三命之辞，全篇文意之起伏，其高亢隐忍就很容易理解了，否则彝器家训之铭，怎可能通篇是谦卑匍匐之辞呢？“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历来理解都没有太大的争议，皆指生活简朴，勉强度日之情。隐公十一年“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乃郑庄公貌似同情其同母弟共叔段之辞，“餬其口於四方”就是指叔段求薄粥于四方为食也，几近“喝西北风”的惨状。正考父自称饘鬻餬口，虽有自贬之意，因为有了前文浩浩之功德为基而文意流于冲淡自谦，其意更多的是对子弟的训诫：只有行餬口之道，才有“三命茲益共”之功业，这是创立“咱家”基业之道，而“其共也如是”乃言我正考父共持国器，位等宋君也不过就像这个样子喝喝稀粥了，似指鼎以自嘲，实则严厉告诫子弟永保禄位之道也：创业自此道，守业亦必此道，知大命而简衣食。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之情有类正考父之情，季文子之德奠定了季氏独大于鲁三桓的根基。 功业屡嘉，行道有戒，刚柔其事，冲淡其辞。此孔家之铭也！ 孔子家语所录正考父鼎铭：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受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玆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 史记孔子世家所录正考父鼎铭：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下文摘抄自本人周南汉广之诗解，未作增删，仅以说明白/伯一字之用之由：思字金文流转有衍，上部非田乃白（伯）字和西字之外围，中有十形，即金文之甲，白西金文之外围乃上锥形覆下坎穴之合体，锥形有类上帝自天而允下，坎穴则始终都是坤地之符号，此即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上天允命而功成于地也，其意乃天地乾坤合力而功成也，白字中间短横乃指事之笔，白即天命地成之本身，有天子之象也，也有世界之象。白字当极古之字，盖楚语下“是謂絕地天通”之前，九州之“天子”千万计，其职神巫以通天地，诸多“天子”各有方隅之地而各敬其神，从领地大小来看相当于周代之方伯，一国之君，所不同之处此君有司天地之祭，有类现代主权国家而自行其政，顓頊绝地通天后，臣服诸国，祭天为颛顼所专，方国之君不再有祭天之权，须朝颛顼以得天命而获得其政权合法性，若九州之上，四海之内有不从颛顼擅自祭天者，皆被华夏之族视为蛮夷，或灭国驱逐，或文以化之，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即此情，禹合万国乃颛顼“绝地天通”之果，此万国之君皆白（伯）而执圭也，颛顼之前大多为自通天地之白也，此乃白伯之古意，而颛顼之后，白伯乃一方之霸也，方伯乃一方之霸，侯伯乃诸侯之霸，春秋五霸之霸本字当为白或伯。西字乃替白字中间短横以乂部，乂乃阴阳变化，情势相易之象，也有杀伐之情：阴阳相易即杀伐也，非简单地指阴阳相交，坎穴有乂即凶，而白伯中有乂即君亡之象，此乃“龙战于野”，东方苍龙星宿秋日即将没入地平线之象，也就是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之象，即大火星日暮将隐没于西方地平线之情，有如日落，皆秋金杀亡之象，七月即礼记月令之孟秋，当“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若此，白伯中有甲，此其太祖之象也，说文“甲：東方之孟，陽气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也是天时肇启之象也。总之，思字之本象乃太祖立志之情或后人怀祖德肇启之情，在诗经中当解读为怀祖成国之情思也。

知字于先秦乃盟誓之意，一般为新君立位与国人公族向太祖所作之盟誓，可以看做国盟国誓，国政权柄之基也。知字的分析详解可参知，先秦起誓也一文。以下抛砖，且以先秦之意对孔子为政数言作出另解。 论语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非言求知之事，此言收于为政，皆君子国事也，“诲女”即言晦于汝（子路）之意，此乃孔子设问子路：若作盟之誓言对你自己有所不利（晦暗），你会与盟言誓么？（凡盟誓，你）应该有两手准备：若与盟成誓就应该依盟誓而为，也可以不与盟而不必拘泥于盟誓之为，这才是盟誓之道。此言乃孔子告诫子弟，盟誓之道重在明察利害，若无益于己，则不必与盟，更不必受到盟誓的约束。 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同样言君子国事：保持故盟而多建新盟（友），这样你就可以成师作军了。此言乃君子作军用兵之道。 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乃言碰到不守信用的人，无需结交言盟，（若无盟誓和信用），就如大车小车无輗軏，车身关键部位稀松易脱，即北京俗语“掉链子”； 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子张的问题是可以作延续十世的盟约么？也就是盟约的效力可以延续十世么？父亡子即乃古之二世，兄终弟即非二世，乃同世也。孔子分析三代历史，殷商之盟延续了十世以上（大概十七世，存疑），因为是吸取了夏朝的教训；周朝吸取了商朝经验，同样可以达到十世以上（到孔子周敬王时有周将近三十世），考虑到有周定鼎八百年，周朝至少可延续四十世，周之继承者在汲取了三代之经验教训后，可以作百世之盟。王天下而成百世之朝，十世百世之盟皆指太祖于天地之盟和典册，国之根基也，后世新君继位皆承祖志祖盟，此即所谓十世百世之论的缘由，跟旧约之约柜同理。若以孔子之言逆向推导，周朝之继位当有百世之命，那么周朝理论上应该是五十世之命，商朝有二十五世而夏朝当在十二三世，这个推导似乎与现代历史考古不完全符合，私以为孔子当更了解三代之史情也。 论语为政篇皆孔子教诲子弟国政之法，非求知之术也，以上数言皆非例外。

歸之象和其于先秦典籍之意向以及古典文学中之重 周南葛覃“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歸寧”之辞当是奔丧之举，寧之象乃供案有心，所祭其丂/考也，心之对色也，考妣之祭不以牲酒百物但凭心意也，并与归字连言，有已嫁之女遥祭父母之象，歸寧乃奔丧之举也，寧字意在安喜，乃主观意愿，衍意为宁可宁愿多指弃功利而就心意也，异体字甯之象乃祭祀以心不用物也，寧甯二字象有异其大义同也。 歸婦说文字体右部一致，其金文之象乃众人束信围绕于小君之象。朿与歸婦右部金文之象仅在上部有别，朿乃矢贯一横之象，且此横两端有两短竖以象束围，所以朿之象乃一束矢其意为众人盟誓之象，安倍“三支箭”当有此意。那么歸婦右部乃束帀翟羽之象，上两斜线乃羽翟之象，可与金文翟字相参，下三短竖其象羽柄有类矢之尾羽，其意乃众人拥戴集令从于小君之象，盖翟乃小君之象也，此邶风简兮“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国器之象也，鄘风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卫风硕人“翟茀以朝”，春官宗伯“王后之五路：重翟”皆以翟象小君王后，翟羽当小君头饰之昭著者，历代帝后服饰当可考之。歸字金文左部与师帅相同，很可能指现世之国土和下土（后世）之国，一竖乃天地人三才上下空间之标尺，两个圆圈其象土国，处于一竖的中部和下部代表了人世之家国和亡人之墓园下土，集于小君，家国所处，此乃歸之本意。小君处内，其象众人之所归，中土家国，君民之所归，墓园南亩，乃先人所归也，总之，归字之象乃众人集于家国。 归思或古人一生最重，其人生终极目标之象，“之子于归”，“胡不归”，“八十始得归”，“视死忽如归”，“归去来兮”，“壮士十年归”，“风雪夜归人”，“沉醉不知归路”，“埋骨何须桑梓地”…，历代无数诗文皆关此情。同理师字之象乃（有众）集于国也，即作军成师于国郊之地，其众人鬼，即周本纪“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之象之义，周师乃集人鬼之师也，小雅出车“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亦此景，旐即太祖之鬼旗，旄即亚旅之人旗，师之右部帀也，说文“帀：周也”不确，帀之象乃众集于中且通于上，盟于上（横）也，持一（誓）于上（天），僖公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之谓也，帅之右部巾乃大带之象，居中以节周身其象中军领左右二军也。 庄公二十七年“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之义乃言古人内外有别，动静有常，出入皆有大义，对于女性，其归乃婚嫁夫君，其出或言出夫家而归葬于夫君陵园，或言其大归而出：被休而回娘家终老。归和出虽意义相左，但不是反义词，于古文中出乃指短暂之行为，归字多具目的之意，比如葬小君之事，就其棺椁而言出，就其丧葬当言归，人生之大归也，无论女性归葬夫君还是被休，皆大归终极也。庄公二十七年“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言杞伯姬归宁乃探望生父，非常礼也。左传乃循先秦古史体例，所书皆异事，即公羊传桓公八年“常事不書”，春秋四时若无异事，当仅书“元年，春，王正月”，甚至数年一字不书，此情于竹书可见一斑，非无国事也，盖天无异象，四时有常，天子百官诸侯四国依礼而作可也，春秋经和左传累牍而书史，盖礼崩乐坏皆非礼之异人异事兼以四时之异也，如谷梁传僖公三十一年“婦人既嫁不逾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可见杞伯姬于二十七年之归宁也非常礼，甚至依周礼不当有归宁之举。谷梁传庄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更揭穿了杞伯姬所谓的归宁之辞，杞国卿士莒慶来接杞伯姬回杞国，此非常礼，其根源于嫁女不可逾境，杞伯姬“归宁”逾境之非礼带来了莒慶来接纳杞伯姬之举也成了非礼，所以春秋经不以杞伯夫人或谥号称之，不仅言其非礼，也有昭示杞伯夫妇矛盾之大嫌。桓公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很可能是杞伯姬跋扈之根源，鲁国借此盟成了杞国之保护国。谷梁传僖公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则明言杞伯失夫道，此言之另一面即杞伯姬失妇礼也。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有何休注：“直来，无事而来也”，天子无事尚不出国巡守，何况小国之小君妇人乎，春秋经庄二十七年，僖五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均有“杞伯姬來”之辞，五年，三十一年虽缀以事由，皆非礼制也，可见杞伯姬之为乃非礼以干国事，春秋经和左传皆鲁史之书，于鲁事多有隐晦，谷梁传公羊传似乎没有这些隐晦，或非鲁之国学也。总之归宁于周礼，于葛覃当妇人奔丧父母之事也，至春秋礼崩乐坏，杞伯姬之流借归宁之辞行非礼之事也。 竹书康王“六年，齊太公薨”，邑姜之归宁也，在康王五年定歌乐之后，然则周南之二的葛覃必为太姒归宁之篇，也合于正风当系于一人，即祖考妣之论。葛覃小序“后妃之本也”乃言后妃赴其本家，必归宁奔丧之事也，虽未明言大姒，考其意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