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取自本人解读诗经邶风简兮一篇之一部，略有改动以独立成篇。原篇本有万舞详尽解读，为精简之故不再附缀于本篇。
鲁颂閟宫“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辞，鲁人僭越欲王之心昭昭也。传闻鲁颂乃鲁太史克所作，如毛诗小序“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词句典雅，其舞萬大房之情乃僖宫之事。周语中“王公立飫，則有房烝”之房烝即大房，周王见诸侯之礼也。萬舞喻帝王更替，享大房亦自以为王之情。鲁人行舞萬大房非奇，祭统“昔者，周公旦有勛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勛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大武大夏连舞即周之萬舞也，朱干玉戚和八佾互文，乃舞蹈器具和舞蹈行列之制，鲁人被特许以天子礼郊禘周公，所喻周公曾代政而王天下，但以天子礼享僖公，僖公其为王乎？“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亦两可之辞，鲁祚或上天赐，或自周天子，鲁人和周王各取所需之義以相安。鲁人自王乃改自家之朝，换同脉之代，以明礼知天著称的周公嫡系不过如此乎？
鲁颂皆僖公之诗，乃其子文公一代之作，故鲁人逐鹿欲王之心或始于僖公而明于鲁文公，谥号文为一证，文者，受天命而作鲁也，春秋经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亦一证，躋者，进位而齐也，以僖公排位居中之意，自此，鲁人以僖公为新祖，接续周公之命，欲王天下而大房萬舞。周文公有两命无疑，其一平东土而王天下，其二即三公周国之命，无疑鲁人此时欲承王天下之大命，僖公三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几乎为称王明辞，缓者，天子七月之葬仪也，杜注“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 ”，春秋经“僖公三十三年：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从乙巳到丁巳或一百三十二天，或一百九十二天，即相隔四个半月或六个半月，分别对应五月和七月葬制，“葬僖公緩”表明其超越了“諸侯五月”，乃”天子七月而葬”之制，杜预七月而葬的结论是无疑的，但僖公十一月薨的结论不知如何得出，或如晋书“杜预列传：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以自作“春秋長歷”而有以上结论。作主者，排位也，或虞袝之桑主，或小祥之吉主，但僖公三十三年更似取主之本義：主人中位，其言所喻僖公始王而居中，故为主也，僖公三十三年之辞本文公元年之事，传者移其上年尾，有讳恶之嫌，亦有“不时”之喻，鲁颂诸篇必为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之事也，考诸下表，文公元年四月有僖公七月之丧而次年二月“作僖公主”，“作主”历时十七月，既不符合杂记下“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之虞祭初作桑主，此时不仅远超杜佑天子九月卒哭之说，亦过后人所谓十三月小祥之祭，故文公二年“作僖公主”更似吉主之事，文公二年八月“躋僖公”历时二十三月，对应大祥禫祭，除服丧毕，符合三年之丧的说法，从僖公之葬或见先秦天王葬制一斑，其做主和禫祭除服的安排不同于流行葬制学说处，或因王制，太祖之葬，卜葬和鲁人意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亦或僖公不袝祭于周公庙而自立于僖宫之情，”躋僖公”者，后稷周公和诸鲁国烈祖祫配于僖宫而僖公神主居中也。
鲁颂本身亦称王之象，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郁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可以看出，“夏之禘“即以天子礼祭周公之事，和祭统大致相同，所别者，增夷蠻之樂也，明堂位所记万舞当僖文之世所改，可称为鲁万舞。周人之萬舞，“冕而舞《大武》”以示其王位传承来自武王周公，舞大夏甚至大濩以示传承，而鲁万舞乃遍舞四方之樂以示周公之廷包融和谐四方也，大武周樂，西人之樂，大夏乃北人之樂，昧任二樂来自东南二方，可以说鲁人之萬乃总和四方之樂而成，融合之象，实已失萬舞荡辟作成而柔生天下之大義。僖公大庙虽存留至哀公世，然鲁人大多未必知僖公文公称王之事，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即僖公王立而鲁人议政之情，杜注“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非是，僖公躋于僖宫，其閟宫新宫也，绝无入周公庙而跻之礼，其故有二，躋者，居中而进位也，此其一，君子驳夏父之言，枚举夏商周太祖和其先辈的等序，所论非平辈之事，皆为隔代，事关太祖，可以得出结论，鲁人以僖公居中而祫于僖宫，周公等虽为其先而配享在侧，如禹鲧，如汤契，如文武和不窋之比，王庙之主必开国太祖而非其先祖，鲁人阴行天王之礼于僖宫，以僖公为新主，故鲁臣纷争于庙堂之上，后世孔子亦难容其大逆非礼，然此情不出庙堂，不为鲁众所知，故鲁史于僖文之变特书奇书，以启后人惊异好奇，进而深究其真其实，此亦僖文之论所来之由也。左氏怕后人不知僖文二君欲王之事，先于僖公三十二年异常提前点醒“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进而有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复而以宗伯之妄语提醒后人此事之诡异，夏父者，春官宗伯之大宗伯也，后世宗正宗人之长也，礼教等序之官成了毁礼之人，终以孔子几近妄言而贬损著名贤臣臧文仲之辞，总僖公三十二年到文公二年，鲁史就僖公丧礼一事三作非时之论，附以宗伯君子之辩，取孔子反语为总，春秋何事可堪如此刀笔乎？总之，跻者乃僖公周公之论，非僖公闵公之论也，其二，跻者，中位而上登也，乃僖公从前世诸侯只身上登而为天子之義，为新王，必于新宫也。
僖公三十三年到文公元年二年有关僖公之丧多有人事“不时”，僖公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为物候不时，天时历算“不时”也，此或暗示了文公改历建元之事，以僖公之终为周历之终，故改周历十一月为“鲁历”十二月，自僖公薨而始，鲁史皆记以“鲁历”，“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乃鲁史左氏之辈点明后人改历建元之辞，“先王之正時”所指文武周公也，周制也，若此时周王改时变制，于诸侯而言或从或反，但绝无议政之能之责，左传此言似以诸侯妄议历法王制，盖其所议者，鲁王之历也，鲁臣鲁史议鲁王鲁政也，并非妄议非礼之事。春秋经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几乎为明辞，周王之王正月非鲁之正月，鲁人阳奉周历，阴行鲁时，故鲁君不告闰（月）。置闰以正中气，告闰者，告祖鬼岁闰也。周历之闰月皆在年末，两三年一闰，乃太史天官观天而厘定何年置闰，先秦时粗略可归纳为“三年一闰，五年再闰”的规律，后人告闰于祖鬼，故人鬼皆能正时而同猷新岁也，此乃闰月必告朔之故。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乃明辞，鲁君僭天子位用天子礼也。鲁历且为一说，僖公之丧历数之诡异，亦或后人删改所致，此种可能极低，盖春秋经乃告庙正史，鲁史不敢改，而后人不必改。
臧文仲为当时卿士重臣，必與“躋僖公”之事，故亦为孔子所贬，孔子所责者，“三不仁”其事似是而非，即使坐实其事亦不足论，其“三不知”者唯“縱逆祀”，余者亦不足论，“祀爰居”乃鲁语上之事，此事或关鲁人自王之启，以“有凤来仪”为其吉兆，故思王而祀吉兆，有说此事于僖公十七年，保守推断亦在僖公之世，此事即僖文之变最早之兆。无论爰居本质如何，臧文仲“有则改之”，贤人美事也，更何堪孔子盖棺大罪乎？文公十八年“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乃贤臣季文子推崇臧文仲之言，更有襄公二十四年”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之言，以臧文仲为“三不朽”其“立言”之楷模，孔子家语“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之问及其对答毋庸置疑肯定了鲁人，孔子自己和作答者不仅对臧文仲皆具正面肯定，更以其为贤中之贤，孔子举六事而贬贤臣，无一嘉言，这在仲尼诸多褒贬春秋之言中亦为独一，六罪其五罪不足论甚至是“欲加之罪”，此乃孔子以“三不仁”之小罪冲淡“三不知”大罪，复以“三不知”隐晦“縱逆祀”其独罪之笔，睿智贤良如孔子，其彻贬贤臣而作五妄论却为左氏深以为然，辑录于国传，无论孔子之辞，左氏之笔皆极尽诡异也，毋庸置疑二人于此事皆用春秋之笔。知者，祭祖盟誓，国之大事也，“縱逆祀”居三知之中而为主罪，参左传之篇，其必“躋僖公”之事，亦孔子之靶心，其罪远超大多礼崩乐坏之罪，其贰于王也，逆天之罪，余者二知不足论，可以看出孔子此言，唯一事而罪贤臣，以五妄言而蔽天罪，若非“逆天”之罪，岂不诡异之极乎？公冶常“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或可解读为臧文仲主（居）新旧祭祀之更替（蔡，两屮之祭也，僖文两世更迭之祭也），此即鲁人变周公之祭诸侯之身为僖公之祭而自立为王，戎祀之更也，故而以天子“山節藻梲”之制，孔子家语中孔子罪臧文仲和夏父弗以“燔柴於竈以祀焉”之事亦指鲁人自王而此二人主祭也，燔柴者，祭天也，鲁人有郊天之祭，天子特准，无可厚非，所祭者，鲁祖文公在天也，竈者，家之象也，若燔柴于竈，其以鲁家事天之象，鲁君自王也，臧文仲身为正卿，夏父弗为宗伯，必鲁君“逆祀”之左右，讳大君之故，唯罪君之左右也。无论鲁史，左氏亦或孔子对此事皆愤而不已，故大书特书却不得不极力隐晦其君其详，盖兹事体大，所喻者，鲁君也，天王也。
从另一角度，“逆祀”者，变鬼事也，相当于今日改正史，小变小改则改朝换代之兆，大则移风易俗之求也，其辞亦隐喻了鲁人称王之事。僖文之际天下异事频频，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亦为春秋十二鲁君之唯一，亦或关乎“鲁王”之事，结合僖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之事，鲁国僖文之变或鲁人欲代晋文而王霸之事，兼得周王之命而欲复周公七年王于东土之史，即毛诗小传鲁颂閟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之谓也，閟宫乃新宫，鲁人王霸之宫，僖公为主，相对僖公生前所居诸侯之宫乃大宫大庙，故僖公三十三年”反，薨于小寢，即安也“之小寝即僖公正寝，旧宫也，若非正寝何以安乎？相比于閟宫王制，以小指其诸侯之制，对应文公十三年“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当喻閟宫不祭，王霸之命难成也，鲁君”不共“者何？不共周王于一天之下也，自文公二年僖公吉主初立，逾十载之纪，鲁人一事无成，威仪不树，大室坏乃其王天下之命难成之象也，故有此年文公赴晋之盟，其鲁人自认不成命而复从晋也。鲁人王霸，其情自春秋经文公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文公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可见一斑，鲁卿会晋侯以及晋鲁以卿士会盟大国之君，皆在鲁文公受命之后，谙熟周礼等位的鲁人绝非无故而为之也，文公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春秋经文公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则反映了经过现实的博弈，到文公三年，鲁国自任高过或平等于晋国皆非现实，故鲁君不得不赴晋而尊之，文公七年“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则暗喻了鲁公低于晋君高于晋卿和诸侯的地位已失，被晋人彻底视为普通诸侯之一，鲁君以为有辱其命故不参会，此后虽有数次鲁卿晋卿之盟，皆于晋人主场，晋尊鲁卑之情不改，再无鲁晋二君对等之会，直至春秋经文公十三年“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乃赴晋国之盟，依旧晋强鲁卑，至文公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其事明确了鲁人以晋为主，不复“王”东土之心，复观春秋经文公九年“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之辞，乃周王以鲁君为卿士王臣而非外侯之情也，对应了文公元年之命，即周王欲以鲁人代郑，为周王卿士也，三公王臣归天王赙赗，当不出周礼。以下是对僖公缓葬和闰三月的一种推测，仅为一说。
| 年份 | 周历 (建子) | 鲁历 (建亥后建子) | 备注 |
| 第一年 | 鲁僖公三十三年 | 鲁僖公三十三年 | 除闰三月，周鲁两历皆采用“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之法 |
| 十一月 | 十二月 | 乙巳，僖公薨。以为鲁岁末，故改建亥 | |
| 十二月 | 闰十二月 | 鲁历闰月 | |
| 闰十二月 | 正月 | 周历闰月，鲁历建亥 | |
| 第二年 | 鲁文公元年 | 鲁历：闰三月周历：平年 | |
| 一月 | 二月 | ||
| 二月 | 三月 | ||
| 三月 | 闰三月 | 掩盖七月而葬，避免中气失序，故加闰以改回建子 | |
| 四月 | 四月 | 丁巳，葬我君僖公 | |
| 五月 | 五月 | ||
| 六月 | 六月 | ||
| 七月 | 七月 | ||
| 八月 | 八月 | ||
| 九月 | 九月 | ||
| 十月 | 十月 | ||
| 十一月 | 十一月 | ||
| 十二月 | 十二月 | ||
| 第三年 | 鲁文公二年 | 周历第三年：闰十二月鲁历上年闰三月：平年 | |
| 一月 | 正月 | 建子 | |
| 二月 | 二月 | 丁丑，作僖公主 | |
| 三月 | 三月 | ||
| 四月 | 四月 | ||
| 五月 | 五月 | ||
| 六月 | 六月 | ||
| 七月 | 七月 | ||
| 八月 | 八月 | 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 |
| 九月 | 九月 | ||
| 十月 | 十月 | ||
| 十一月 | 十一月 | ||
| 十二月 | 十二月 | ||
| 闰十二月 | 正月 | 周历置闰，鲁历岁首 | |
| 第四年 | 鲁文公三年 | 鲁历：闰十二月周历：平年 | |
| 一月 | 二月 | 鲁历闰三月第三年，故闰十二月 | |
| 二月 | 三月 | ||
| 三月 | 四月 | ||
| 四月 | 五月 | ||
| 五月 | 六月 | ||
| 六月 | 七月 | ||
| 七月 | 八月 | ||
| 八月 | 九月 | ||
| 九月 | 十月 | ||
| 十月 | 十一月 | ||
| 十一月 | 十二月 | ||
| 十二月 | 闰十二月 | 鲁历置闰 | |
| 第五年 | 鲁文公四年 | 周历：闰十二月鲁历：平年 | |
| 一月 | 正月 | ||
| 二月 | 二月 | ||
| 三月 | 三月 | ||
| 四月 | 四月 | ||
| 五月 | 五月 | ||
| 六月 | 六月 | ||
| 七月 | 七月 | ||
| 八月 | 八月 | ||
| 九月 | 九月 | ||
| 十月 | 十月 | ||
| 十一月 | 十一月 | ||
| 十二月 | 十二月 | ||
| 闰十二月 | 正月 | 周历置闰，鲁历岁首 | |
| 第六年 | 鲁文公五年 | 鲁历：闰十二月周历：平年 | |
| 一月 | 二月 | ||
| 二月 | 三月 | ||
| 三月 | 四月 | ||
| 四月 | 五月 | ||
| 五月 | 六月 | ||
| 六月 | 七月 | ||
| 七月 | 八月 | ||
| 八月 | 九月 | ||
| 九月 | 十月 | ||
| 十月 | 十一月 | ||
| 十一月 | 十二月 | ||
| 十二月 | 闰十二月 | 鲁历置闰 | |
| 第七年 | 鲁文公六年 | 周历：闰十二月鲁历：平年 | |
| 一月 | 正月 | ||
| 二月 | 二月 | ||
| 三月 | 三月 | ||
| 四月 | 四月 | ||
| 五月 | 五月 | ||
| 六月 | 六月 | ||
| 七月 | 七月 | ||
| 八月 | 八月 | ||
| 九月 | 九月 | ||
| 十月 | 十月 | ||
| 十一月 | 十一月 | ||
| 十二月 | 十二月 | ||
| 闰十二月 | 正月 | 周历置闰，鲁历岁首，“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即鲁人以鲁历告朔不告闰 | |
| 第八年 | 鲁文公七年 | 平年 | |
| 一月 | 二月 |
鲁人以僖公薨为称王建元之变，故以其终为十二月，此年有闰月。春秋经僖公薨后之文“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即此年中气已失之情，乃此年必闰之暗示，周历十一月即夏历季秋九月，月令“是月也，霜始降。。。草木黄落”，其节气乃寒露和霜降二气，“隕霜不殺草”乃霜时至而无霜之義，故无黄落，“李梅實”乃妄言也，李梅皆夏时之物，即使中气有失亦绝无可能出现在夏历九月，更不必说次月，即周历十二月，鲁史欲以触目妄言而点醒后人留心时气物候之非常，以深究其故也。文公元年建亥欲王，然端续万千，多方难谐，更为叔服威逼利诱，放弃称王改元之事，故以闰三月而复归周历建子。如此，文公元年鲁历有闰而周历无闰，自此，鲁历和周历一年中月份相同而次年因闰年不同而月份相差一月，如此，文公六年周历闰年而鲁历平年如上图所示，以周历当“告月”，告月不完全等同于告朔，告月者，闰月朔日之告也，告朔者，每月朔日之告也，告朔最要者乃一岁元日之告朔，故告朔多指元日岁始之告，春秋经称其朝正，文公六年乃鲁历平年，无闰故不告月而仅作元日朝正，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岁首元日告朔为朝正，春秋经文公六年“猶朝于廟”之言以朝作朝正，缺正者，所喻其不正也，何不正？时月不正也，此即鲁史呕心沥血所成春秋之笔也。以上表明鲁人阴行鲁历于庙堂而外人不知，自文公二年鲁历复归建子以合中气，以行农时，因闰年相错一年，令鲁历和周历时而月份不合，时而相合，外人难以察觉两历之别。总之，阴行鲁历乃鲁人欲王之明证，鲁人或行此鲁历至哀公时，通历算者可进一步详查校验此说，以上仅为一说。
僖公薨前一年晋文薨，鲁人以为晋国霸业将废，如齐桓公薨而齐不复霸，昔有宋襄公欲“继霸”，故今谋“鲁霸”，此事在鲁语上“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于諸侯為多”已有暗示，晋文公之世，除晋国外，诸侯以鲁人为先为大，故晋文之后，鲁人因僖公之薨而以为岁末，以改建元，作鲁历以自王。不“继霸”者，盖齐桓晋文其霸业皆败，非明道也。鲁人不霸欲王之心或由王子带之乱而起，自僖公八年乱起，到僖公二十五年“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乱平，周室板荡，尤其春秋经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天王失位也，此或僖公欲王而阴计历算之始。屯卦爻辞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即小者臣子十年乃成名之象，周语上“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乃先秦以十年为纪，王事天命以十年为期，先有上天兆命，十年其事兑成之法，屯卦爻辞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即主位刚亡而小人夺位之象，大者，周襄王也，小者，鲁君也，亦或以僖公亡魂为大为天，文公为小而萌生，小者萌发于大者之膏骨尸身也，故周襄王失位为鲁人得天命之兆启，“十年乃字”而天兆兑成，恰逢僖公之薨而文公立，无论姬鲁于周天子，或文公于僖公，皆“屯其膏”之象。十年天兆而大位易成，鲁人王纪萌发于此，故以僖公薨为其诸侯身之终，以周历十一月为鲁历十二月，闰十二月之次月，僖公之神在天而为新王初祖，鲁历元祀，此十年之说仅为一说。
春秋经乃告庙面祖之辞，故告祖“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必不虚言也，同理“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亦非虚。七月丧事之中，文公，鲁卿和鲁史必多历算政体之争辩，鲁人虽有自王之心，亦行建元第一步，但王事所涉三才古今内外，故所辩所争或有三而不必局限于此三：
其一：继续阴行“王制”，明用周令以待天兆人事之变，或文公元年称王而公告天下之辩。鲁僖公中期联楚制齐，必得楚人“王气”之熏染，鲁楚之缘在鲁文公时代得到延续，虽慑于城濮战果而表面从晋，实则暗通楚人，到文公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公开友楚，此次来访或为称王而寻求楚人支持之故，以备文公十一年其鲁命十年而“天命”大成之祭，楚子来聘同时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隧”，文公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秦人时隔五年而赙，却为左传称“禮也”，和隐公元年“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矛盾，故此事唯一的解释即秦人以“赠死”为名而阴行备祭鲁王大典之事也，秦楚皆能與鲁人王事，此为“禮也”，查十二诸侯年表可知此时为秦康公三年，楚穆王九年。可以看出此间鲁国对自王之楚国颇生好感，对齐晋始终心有间隙，因而法楚以自强，效其自王之道则不足为怪。“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或解释了鲁人不公开称王之故，左传中数月之内天王两遣王使而造访一国且赐命之事仅此一例，毋庸置疑鲁人复还建子王周必叔服之功，叔服以内史大智而惧鲁以自王之生死不测，勉鲁以“继霸”勤王之德之利，返告天子鲁人欲王之情，故有天王以上卿三公之毛伯赐命安抚之事，此命必关授命征伐之事，如大公之命“『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或堪比鲁霸之命，部分满足了鲁人之思以缓其称王之心，短短数月，周天子以文武两使聘命于一国，若非天地换代之变，何堪此任也！左传对叔服称赞有嘉或暗喻了其于鲁祚之德，叔服有相公孙敖二子、预言三君死乱、谏伐戎必败之三卜，相人卜家，观天卜国和观義卜兵三卜全中，实春秋第一卜史也。
其二，和谐鲁历和中气之争。中气者，今之节气农时，农业社会之国本也，若阴改正朔而不颁鲁历，明以周历行农时，则有欺祖鬼之嫌，盖祖鬼知月历而不知日时节气也，须后人据实以告，此亦告朔告闰大義也，令人鬼阴阳皆得正时，若颁鲁历则自王之事大白天下也，虽祖鬼不欺，内政外交须皆改王制，鲁国内外必矛盾重重也，鲁人权衡厉害，兼得叔服之戒，天王之命，最终选择了不改国体，微操正朔，阴行鲁道而明求东土之霸的国策。
其三，军备可否支撑鲁人自立天下，此或自王最重要的客观因素。自鲁庄公起，鲁人相继从属齐桓，楚成和晋文，绝非一流强国，此或鲁人自王之事从未浮现于正史之本因。哀公十六年“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乃子贡议哀公诔孔子之辞，实鲁祚之诔，君昏且所失者，国灭君亡也，此或春秋经绝于此年之故，鲁史观天地风俗兼味哀公之诔而断鲁必亡，亡其官而不再书史，就如夏商之亡，皆以瞽史出奔为兆，哀公于衰世而自称“予一人”，其一反映了哀公不愿僖文自王之雄心，历代诸君内外奋争之血泪皆被荒埋，其二乃哀公借孔子之鬼告僖文诸君，其鲁命不成，鲁祚不继也，此乃无颜面祖之情，已显生不进庙，死不入园之思，此或春秋经自此断绝之另故：庙事不复，故无以书于春秋经也。左传全文除周天子称“余一人”，楚王都未录有此称谓，鲁人欲王之心无疑也！
鲁命将亡不仅仅有春秋经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之物兆，更早有春秋经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和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之天兆，宣公十六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二灾所兆天毁鲁庙，兼罚鲁民，一国君民上下皆天命不良之兆，其亡国乎？依礼桓僖二庙本当早毁，经称以宫名且存至此，故此二宫绝非亲庙，亦非祧庙，其太庙也，鲁三桓营保桓宫为三桓之基，鲁君以僖宫为鲁祚之复，此二宫奠定了鲁春秋的基调，故有哀公三年“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之言，言外之意，三桓将绝，僖文之志不成，鲁之双柱皆受天谴而行将不良，其鲁祚不良也，仲尼不待获麟之时已知天意，故能闻灾而卜其宫也。天降灾于太庙国社而国命昭也，鲁祚本以周公大庙和周亳二国社为象，经桓庄僖文之世而并增二宫，实以桓僖并作鲁祚之祖庙，桓僖以新旧别，春秋中后期还有成公六年“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之武宫和定公元年“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之煬宫，此二宫皆季孙氏僭越之作，虽鲁人，大多亦不计不认武煬，也可看出鲁国后期多宫数正，政出多门，不仅仅是桓僖之争，三桓亦有分裂独大之势，八佾“八佾舞於庭”乃萬舞于季孙氏之庭，此时大宗已显王霸之心，何尝非鲁君之鉴乎？孔子一语而中桓僖，以为国祚之象，此当国人之共识也。春秋经成公三年“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即僖宫，言宫绝非亲庙，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之新宫即鲁颂閟宫，閟宫明辞也，僖公独有其庙堂宫围，而非亲庙其于周公宫之一室，其辞有“新廟奕奕”，可知必有“旧庙旧宫”，昔时鲁人或不明旧宫指周公宫亦或桓宫，但新宫绝无歧义。总之，僖文自王改元无疑，因叔服王命，且鲁力不达而变通其法，闰三月而复建子，明用周法，暗怀鲁道，经宣成襄昭定五世之奋争磨难，其志至哀公而渝灭。
复观鲁颂閟宫“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辞，閟宫一诗或非鲁人所作，乃属周王遣毛伯嘉命告戒鲁人之一事，为周史甚至叔服之作，以閟宫转达周王意，望其如鲁祖文公而法辟东土，复太平于天下，閟宫此句师法商颂殷武“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乃周王默许鲁人称王之情，言外之意，鲁人可法周公自王之功，更要学周公复政成王之举，周王以鲁颂閟宫而昭告不宣之鲁命于天下，可知閟宫不仅是王命嘉赐，亦为鲁人之周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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